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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間國際貨運代理糾紛相關法律問題分析

瀏覽次數:135 次  發布時間:2020-03-07  

1. 貨代企業作為無船承運人已接受托運人訂艙,而船公司因疫情取消航次,貨代企業是否對托運人承擔違約責任?


合同有約定的從約定。貨代企業應當將船公司因疫情取消航次及時通知托運人,并可以與托運人協商變更合同、延期運輸。除此以外,在適用中國法情況下,貨代企業作為無船承運人,應當認定為契約承運人,船公司為實際承運人,根據《海商法》第九十條的規定,船舶在裝貨港開航前,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歸責于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雙方均可以解除合同,并互相不負賠償責任。除合同另有約定外,運費已經支付的,承運人應當將運費退還給托運人;貨物已經裝船的,托運人應當承擔裝卸費用;已經簽發提單的,托運人應當將提單退還承運人。對契約承運人而言,一般可以選擇解除合同而不承擔違約責任。但契約承運人以實際承運人因疫情取消航次而直接援引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難度較大,契約承運人還應盡力尋找其他合理方案完成運輸任務,以使合同不能履行之原因達到不能歸責于自身的程度為宜。


2. 貨代企業受托運人的委托向船公司訂艙,而船公司因疫情取消航次,貨代企業是否對托運人承擔違約責任?


在中國法下,貨代企業受托為托運人訂艙,其與托運人之間的合同性質通常為有償的委托合同,根據《合同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因受托人的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貨代企業需對其沒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貨代企業以托運人的名義向船公司訂艙的情況下,運輸合同直接約束托運人和船公司,船公司因疫情取消航次一般不能認定為貨代企業的過錯,貨代企業無需向托運人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損失。但貨代企業作為受托人應盡到勤勉和謹慎義務,在知曉船公司取消航次安排時,應及時報告托運人,并盡力尋找其他合理方案完成所委托事項。如貨代企業以自己的名義向船公司訂艙,則其身份相對托運人而言可能是代理人,也可能是契約承運人,在認定為契約承運人時參見上文第1點相關分析。


3. 托運人委托貨代企業向船公司訂艙后,因疫情原因未能及時交付貨物,托運人和貨代企業應該怎么辦?


合同有約定的從約定。貨代企業以托運人的名義向船公司訂艙的情況下,托運人和貨代企業應當將因疫情原因不能及時交付貨物的情況及時通知船公司,并可以與船公司協商變更合同、延期運輸,在中國法下,托運人亦可根據《海商法》第九十條的規定,主張解除運輸合同而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應注意保存和及時提供因疫情不能及時交貨的相關證據。貨代企業在代理權限內,以托運人名義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托運人發生法律效力,由托運人承擔運輸合同項下的義務和責任,但貨代企業應當盡到委托合同項下的勤勉和謹慎義務。


4. 受疫情影響,貨物在國內目的港無人提貨,收貨人和貨代企業應該怎么辦?


當前,受疫情期間封路和延遲復工的影響,收貨人無法及時在國內目的港提取貨物,導致大量貨物無人提貨。在中國法下,承運人可以根據《海商法》第八十六條的規定要求收貨人承擔滯期費、堆存費、滯箱費等相關費用,收貨人可以積極主張適用不可抗力抗辯進行免責,但應在不可抗力情況消失后盡快提貨。若非疫情直接導致,而僅出于需求減少等商業原因,則可能承擔相關責任。貨代企業作為承運人時,應注意履行及時通知義務,積極采取減損措施,貨代企業作為貨運代理人時,還應注意盡到勤勉和謹慎義務,積極關注貨物動態和疫情防控措施動態,以便各主體明悉商業及法律風險,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二、港口貨物倉儲

1. 因疫情導致倉儲物無法及時出運,存貨人能否主張減免倉儲費?


一般來說,港口貨物倉儲企業會提供一定的免費倉儲期,過期仍不出倉的,會產生倉儲費。當事人在合同中已經對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情形導致的相關風險負擔作出約定的,首先應按照合同約定處理。當事人在合同沒有約定的情況下,需根據受疫情影響的程度、疫情的防控措施與履約不能或履約困難之間的因果關系,結合合同履行情況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若存貨人已做好提貨準備,但因政府部門交通管制等不可歸咎于存貨人的原因導致貨物無法出運,一般不會導致倉儲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存貨人難以據此解除合同,存貨人可以主張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抗辯,要求保管人對倉儲費用予以調整。此外應當注意,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定,如果在疫情發生前存貨人已經遲延提貨,在疫情發生后又無法提貨出運,則存貨人不能主張減免倉儲費。


2. 因疫情導致貨物買賣合同解除,存貨人能否主張解除倉儲合同?


疫情是否必然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是作為能否以不可抗力為由解除合同的必要條件,需要客觀地分析和評估疫情與倉儲合同履行之間的因果關系。倉儲合同的目的在于存儲貨物,如貨物已經交付進倉,疫情對倉儲合同目的實現的影響有限,存貨人一般不能以其為賣方的貨物買賣合同解除為由主張解除倉儲合同。如貨物尚未交付進倉,因疫情導致以存貨人為買方的貨物買賣合同解除,則倉儲合同可能因無貨可存而無法履行,存貨人可以考慮主張不可抗力而要求解除倉儲合同。


3. 因疫情期間人手不足,導致倉儲物受損,保管人是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若倉儲合同簽訂時疫情已經發生,或者當事人對疫情的影響有所預見,并將相應免責條款在合同中進行約定,則按照當事人的約定進行相應的賠償和免責。若倉儲合同簽訂時疫情尚未發生,因疫情期間人手不足導致的貨物損壞,保管人能否免責,則結合疫情影響的程度、保管人的應急措施等,根據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進行具體分析。一般情況下,保管人在國家法定節假日或休息日仍然正常運轉,特別是政府同意復工以后,有條件提前做出妥善安排。在疫情相對較輕的地區,保管人僅部分人員無法到崗或者輪崗,一般難以認定為不可抗力,如因此保管不善而造成倉儲物受損,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在面臨疫情影響導致貨物即將受損的情況,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保管人應盡到及時通知義務,有權依法進行緊急處置,以減少損失的擴大。


4. 倉儲物因疫情被征用,保管人是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根據《物權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國家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據疫情防控需要依法征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和動產。被征用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使用后,應當返還被征用人,征用后毀損、滅失的,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依法給予補償。當事人對此應當積極配合,為疫情防控貢獻力量。保管人對倉儲物因疫情被征用而導致的損失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值得注意的是,保管人收到征用決定后,應將情況及時通知存貨人,并注意收集并妥善保管征用文件和相關證明,對征用貨物情況和返還情況進行詳細記錄,及時交于存貨人。若貨物的存放保管有特殊要求,在向政府移交貨物時應注意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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